当前社会媒介环境日趋复杂，信息呈现立体式、非线性传播特点，各方舆论在汇集碰撞时产生的一些舆情现象，呈现出共同的规律特征，可以用某些“效应”来概括。这些特定现象在热点事件尤其是高热舆情事件中经常出现，且多表现为多重舆情效应共同作用、相互交织，为舆论场带来更复杂难测的反应变化，令处置部门的应对引导工作变得更加棘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舆情风暴。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关注它们所呈现的特征，了解并掌握其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发生的机理，通过共性规律看清舆情走向，在开展相关舆论引导时做到提纲挈领，以便有效解决当前舆论场面临的诸多问题，增进不同场景下的处置工作的可行性与效率。本文归纳了近年来舆论场常见的六种舆情效应，并借助典型案例分析其成因和演变规律，总结出常见的引导应对方式，以供参考。
1、极化效应
舆情领域中的“极化效应”是指网民对某个社会事件或现象进行讨论交流后，形成具有极端性和对立性的观点和意见。主要表现为，一旦某种舆论观点成为网络主流倾向，就会不断吞噬、消灭其他反对意见，令网民呈现出盲信和盲从的不理智情绪。极化效应作用下的舆论场容易陷入负面的、不理性的状态，如果不及时加以重视并采取合理措施进行有效应对，可能产生倒逼政府的情况及衍生舆情，后续将会加大政府部门社会治理和舆情处置的成本。
当前，在一些舆情事件中一旦涉及性别议题就很容易产生极化效应。比如，在成都女子肖某某劝阻吸烟被泼一事，该事件随着舆情发酵逐渐向男女对立等讨论方向发展，在一些言论的煽动和挑逗下，越来越多人把矛头对准了男性群体，不乏“辣鸡”等侮辱、贬损言论，一些自媒体和博主还痛斥部分中国男性素质低下，并举例外国男性如何彬彬有礼绅士风度，随后整个舆论场呈现出一种针锋相对的戾气，极化效应凸显。
对此，政府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舆论极化危机的预警和防控机制，强化信息公开和透明力度，及时向公众发布动态信息，阻断小道消息和网络谣言传播空间，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导权。同时，拓宽公众的意见表达渠道，充分发挥主流媒体、意见领袖的作用，对偏离理性轨道的舆论及时予以纠正，从而降低网络舆论极化现象的发生概率。其中也需要格外警惕网络中的“引战者”，防止少数别有用心势力故意拔高一般事件或普通案件，将公众视线引向对国家和社会的反思与批判。政府部门在舆情处置引导中需要加以甄别并区别对待，防止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激发社会逆反心理。
2、标签效应
舆论给某类群体、地域、事件等贴上特有标签，并用惯性思维来看待的现象，叫做“标签效应”。其心理动因源于固有成见作祟，网民在浏览信息时，容易代入已有的刻板印象和价值判断，后续再通过进一步的传播互动，这些标签的刻板印象会影响更多的人，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舆论生态环境。
比如，近年来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涉及“富二代”“小粉红”“临时工”等负面事件，令网民对这类人群产生预设性的偏见。还有某些职业也受到“标签化”影响，比如城管的形象长期以来被妖魔化，其中固然有此前因执法规范化不足等造成的问题，但还在于长期相关负面信息的扩散，网民受到较多的负面影响，在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下，形成了现如今对城管群体的刻板印象。
不难看到，这种“先入为主”的心理无形中会屏蔽理性观点，而以刻板印象为基础的标签式舆论，容易误导公众形成社会偏见，产生舆论场的割裂和对立，对构建社会共识产生巨大破坏力。在舆论引导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需要清晰认识到标签效应的危害，并有意识地澄清舆论偏颇认知，引导媒体和受众跳出这一固有概念的影响，去关注事件的客观事实。具体而言，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如在信息发布时避免过度披露涉事人员身份信息，规范媒体报道方式，全面呈现事件的全部面貌而不是“贴标签”；压缩某些故意诱导声音的传播，尤其是部分自媒体喜欢发布关联式文章，以达到吸睛引流目的，必要时进行一定信息管控；及时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不实信息，减少舆论向固有偏见层面转向的因素，尽快消除舆论标签中不良刻板印象的影响。
3、塔西佗效应
“塔西佗效应”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意指倘若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无论其如何发言或做任何事，社会均给予其负面评价，不相信它的说法。一般而言，在当下中国社情民意中，“塔西佗效应”并不常见。但在少数重大舆情事件中，由于涉事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处置失误，没有着力解决问题、廓清疑惑，反而用“瞒”“捂”“拦”等不正确方式，人为推高社会对立情绪，激化矛盾，造成事态扩大化，令公众产生“习惯性质疑”的偏执。
在舆情处置中，地方政府要警惕“塔西佗效应”的出现，就要以认真回应群众诉求的态度为前提，针对舆论疑问提供及时、真实、有效的信息，并通过信息的快速传递降低谣言发生概率。尤其要重视首次通报的重要性，需要始终围绕在舆论关注的焦点、热点、疑点方面，做到回应有力、有的放矢、证据充分、逻辑合理、细节周详，努力创造舆情降温条件。同时，官方也要和公众真诚互动和良性对话，以诚恳、担责的姿态接受舆论意见，同时要注意换位思考，多站在公众角度考虑问题，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
4、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指一个小细节或一件小事情，也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舆论场中，“蝴蝶效应”属于比较常见的现象，不少舆情案例发端于比较平常的微小事件，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猛发酵，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舆情风暴。
比如，演员翟天临在直播中回答网友提问时说了一句“不识知网”，受到一场指向明星读博和高校招生公平的舆论风波，引发全社会关注。最后，不仅翟天临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接连被取消，更引起各大高校“学术打假”运动，可以说是舆情“蝴蝶效应”的典型连锁反应。可以看到，在新媒体环境下形成高交互性、高链接性的网络中，信息呈现立体式、非线性传播，零散的后续网络讨论可以通过聚合产生强大的传播效力和话语场，一些特定网络事件很可能会因特定群体的原因发酵、升华，之后脱离地域性、行业性等特定舆论圈层的讨论，进而上升演变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事件。这一舆论现象最终令一些看似很小的社会事件产生“蝴蝶效应”，形成恶劣影响，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5、长尾效应
舆情领域中所说的“长尾效应”是个比较形象的概念，如果说舆情的爆发时间是“头部”，那么其平息时间则是“尾部”，“长尾”是指一些热点事件因处置周期较长，隔段时间就会被网民提及和讨论，造成反复发酵、时间拉长的舆论观感。不难看到，在一些高热舆情事件中，“长尾效应”比较明显，从而拉长整个舆情的处置周期。
云南孙小果涉黑案也出现类似现象，2019年4月初的媒体报道激起广泛质疑，迅速形成一场舆论风暴。后续舆情热度下降后，仍然有各类媒体不断深挖孙小果经历，引发舆情反复，相关讨论随着案件审理流程推进而多次升温。
这说明一些网络舆情事件进入处置后期，仍不时出现再度追问和反复关注，舆情起起落落出现多个节点，实质是公众对某类社会问题持续关注而留下的网络痕迹。其中需要警惕负面舆情“长尾效应”产生的强劲穿透力及破坏力，在长时间的舆情“拉锯”中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给政府舆论引导工作带来巨大影响。政府部门在舆情处置中要破解“长尾效应”的风险，需立足责任意识打造舆论导控闭环，避免以“介入调查”的方式拖延舆情，令舆情反复发酵无法做到圆满结束。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需直面舆情危机中暴露的管理问题，做到短期着手和长期着眼双管齐下，完善针对诉求的回应渠道，构建“长尾”舆情的消解机制。
6、共情效应
共情效应是指大众因为同理心触发共鸣形成舆论声势的舆情现象。实践中，公众对社会事件的评判往往带有自我的情感投射，如果涉事方的某些特质与个体自身有相似点，就会促使网民产生某种代入感，刺激网络评议冲动。这在社会民生类舆情中表现尤为突出，由于民生问题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可能会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容易令人们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同理心，与事件当事人产生情感共振，网民因此有了强烈的意愿去表达共同诉求、发泄共同情绪。
比如，2021年7月13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称，2015年曾受到广泛关注的寻亲电影《失孤》中的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已被找到。其父郭刚堂24年寻子的故事被大家熟知，随着孩子的寻回，大团圆“续集”打动人心的同时，也激起全社会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关注，共情效应之下不断吸引公众加入到事件的传播中，维持着相关事件及话题的总体热度。
就舆情处置而言，一旦网民之间出现强烈的情感互动和共振，就可能因为社会群体认同层面的共情效应快速发酵，引发更多的网络关注与讨论，给舆论传播带来显著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在具体事件处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共情效应起作用的浅层特征及深层机制。一方面，重视社会心态动向，通过回应网民的同理心进行情绪共振，抚平公众的焦虑情绪，增强官方处置的社会认同感，避免官方自说自话。另一方面，对于网民共情之下的“合理想象”，即从已知的事实去推测可能发生的“事实”或存在的“思想”，这多数与网民自身权益相关，处置部门还需要考虑其产生根源，查摆个案背后是否存在普遍性问题。如果有，则需要落脚到建章立制层面，给公众更强的安全感和获得感，才能最终破除网络传播中的共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