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会商是开展网络舆情研判的渠道和方法，主要通报有关情况，排查舆情风险、研判舆情趋势、梳理应答口径，研究妥处措施。专业分析师及时参与重大舆情会商处置，不仅可以迅速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推进风险防控关口前移，还能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廓清迷雾，规避处置风险，确保舆情形势平稳可控。
在舆情会商中，分析师能否绕开那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晃晃悠悠的“坑”，提供专业权威、务实可行的应对指导意见，不仅关系事件妥处的节奏和效果，也考验着分析师的“江湖经验”。综合来看，常见的研判“大坑”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
一是涉事单位（个人）囿于种种考虑或一己之私隐藏关键信息，导致分析师误判。舆情会商的前提，是对舆情事件的基本信息进行梳理核实，并作出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是一种描述性判断，是关于客体（舆情事件）实际状态的判断。既然是实际状态，其实不难作出是非对错的常识判断，但为啥常识能判断的事件（话题），往往在舆论场整出一大堆幺蛾子，关键原因就在于涉事单位（个人）讳疾忌医，隐瞒了最基础的关键信息，把分析师带沟里去了。
二是涉事单位（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等进行放大或缩小操作，分析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甄别。与彻底隐瞒关键信息不同，这类骚操作犹抱琵琶半遮面，提供的研判信息亦梦亦幻，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好不恼人也么哥！一般而言，舆情事实判断是指舆情事件本身存在的现实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事件起因、时间节点、涉事个人或单位、传播态势等。网上所见，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事件信息藏在水面下。在实践中，不乏涉事单位（个人）对敏感信息自行“脱敏”导致舆情翘尾的案例，初入行的小白分析师很容易入这样的“坑”。
三是会商时爆出大量新增信息，尤其是突发性舆情背景信息猛料迭出，直接颠覆事件定性。舆情分析师从来不缺少劲爆故事，这些年，见所见而来，闻所闻而去，昔时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宏愿早已风吹雨打去，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矣。理论上，基于舆情事件的基本事实，专业分析师可对事件舆情进行有效研判，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实际上，你精准研判了潜在风险又如何？你所谓的官方声明回应、媒体采访口径等，最终在大量猛料前也就是一个“我还是太年轻”。
四是涉事单位（个人）提供大量冗余信息，导致舆情会商繁琐低效。这种情况在舆情会商时其实最常见，相关单位（个人）闻舆情而色变，有的领导同志一听说有舆情腿肚子就抽筋，恨不能治下无“舆”，这些年甚至过敏到正常的新闻宣传也不要了，据说是避免成为焦点扯出别的事情，好事变坏事。在这种舆情洁癖之下，也就不难理解舆情会商时一股脑儿抛出所有信息，重要的不重要的、敏感的不敏感的、该说的不该说的，最后是小猫扯线团，越扯越乱。这就需要分析师反向操作主导会商流程，围绕基本事实设问，厘清舆情脉络，为后续研判奠定基础。
五是参与会商的领导“官本位”思想导致惯性思维，迷信行政管控，潜意识里并不接受分析师的专业意见。长官意志这种“坑”，哪个分析师没有一肚子憋屈？研判得好好的，现场会商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还有领导的领导的领导，各位领导意见不一致，最后说“还是再观察一下吧”。在会商的过程中，参与会商的领导以及相关决策者并不熟悉重大危机事件的舆情规律，但其领导身份加重话语权，导致各方对舆情“痛点”和“拐点”认识不一致，错失了舆情处置的时间窗口。这类坑，不是个别现象，建议权和决策权不是一回事，短时间好像无解？
六是会商各方对舆情事件进行的价值判断，随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关差异，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价值判断是一种非规范性判断，是关于客体（舆情事件）应该是什么、怎么样的判断。舆情事件的价值判断明显带有个人的印记，跟个人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具体到会商过程中，因为站位不同，很容易出现“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这种现象。这就需要分析师谨慎稳妥把握事件应对的关键节点，尽可能地排除参与会商各方的情绪、情感、态度等主观性因素对基本事实的干扰，从而对舆情趋势了然于心，尽可能地做到“价值中立”。
七是由于价值判断的主体多元性，涉事各方对舆情事件的判断和思考各异，往往一方利益成为牺牲另一方利益的理由。在诸多舆情事件中，从“是什么”到“怎么看”，从“怎么看”到“怎么办”，其实就是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从价值判断再到利益判断的过渡。分析师应谨记，在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图景中，参与会商者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别，很容易诱发实践操作层面的广泛冲突。成熟的分析师应提前预判网民对事件做出的各种价值判断，从而打好工作“提前量”。
八是对涉事多方（群体）利益的发现和判断，是会商过程中最核心的步骤，也是最难的步骤。利益判断是舆情会商中的一种思考方法，其主体是涉事单位、机构或个人，以及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象是具体舆情事件。同一事件中，利益各方诉求不一，甚至矛盾尖锐，所谓共赢、多赢，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很难实现的。既然此消彼长、你多我少，某一方（群体）的利益往往就成为交换的筹码，这种交换牺牲了社会公平公正，往往以公信力为代价。
九是舆情后续应对是否能平衡涉事单位（个人）利益最优化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利益判断的正误将影响舆情会商的成败，这种平衡实在考验舆情分析师专业素养和政治智慧。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分析师参与会商时，实际上是代表某一方的利益的，如果思想开小差、屁股一坐歪，难免沦为权力的婢女或者资本的走狗，徒增笑耳。故此，舆情会商中要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以涉事单位或个人合法权利为依托，非正当的利益不应在衡量的范围内。
十是——敲黑板！注意听讲！！在舆情研判过程中，要保持客观公正，就必须具备冷静的心态，远离影响自身价值判断的利益禁区。客观而言，红尘滚滚，物欲汹汹，舆情分析师面临的诱惑很多啊，业内不乏贪小利而失大义的鲜活案例，这确实是一个刀口舔血的行当，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并非易事。所以，分析师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以对判断对象（舆情事件）的全面深刻认识为基础，以联系与运动的观点对待舆情事件，用系统论的观点与方法来认识、判断它，对各利益重要性进行权衡和取舍，心不存私地对舆情作出正确研判，确保利益判断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
目前，业界尚未对舆情会商形成标准化的操作模式和规范流程，但其主旨是沟通不同主体的对话缺失，促进舆情涉事主体及相关组织的有效表达，有利于协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固有张力，从而使得舆情会商能寻求事实、价值、利益之间的固有平衡。所谓“十大坑”云者，不过是根据实践敷衍成文，“不谏往者追来者，尽其当然听自然”，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