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校负面舆情频发，特别是师生关系层面上的师德失范问题，引发了的社会愤怒和道德谴责，并引发出对教师师德问题的法律属性认识、如何建立全方位的预防监督长效机制等深层思考。
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某（ 人大维泉博士生王d）通过微博、小红书、B站等平台，公开录音及聊天证据，实名举报人大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贵元的强制猥亵及性骚扰行为。微博的公共事件曝光传统，小红书以女性用户为主体的属性，使二者成为高校性骚扰事件的主要平台推动力，话题传播热度于2小时左右达到峰值。
从网络结构层面来看，传播第一层级（即对原创性博文的转发）数量极大，议题的敏感性刺激了公众参与，从而提升了传播广度。舆情发酵后，中国人民大学于次日内进行两轮回应，取得了良好处置效果，舆情趋于平息。
本次事件可为“高校学生举报教师性骚扰”一类舆情处置提供有益启示。
►高位期待：从快从严地处置及回应
一方面，互联网本质上是注意力竞争的场域，过剩信息使单个议题的可见性迅速下降，引发了网民的信息焦虑；另一方面，由于议题本身涉及权力关系不平等、违法犯罪以及性别等多重要素，网民担心拖沓迟缓的回应形成对施害者的包庇和对受害者的加害。因此，网络舆论对涉事学校的回应产生了从严从快的普遍期待。在情感、态度层面上，公众期待学校高度重视并作出承诺，中国人民大学在第一份声明中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连夜开展调查核实”，保证“对师德示范行为‘零容忍’”，通过亮明立场给受害者及公众提供了支持和信心。在事实、行动层面上，公众期待查清真相、从严处置，中国人民大学在舆情发酵的24小时之内，完成了从事实核查、责任处置到情况通报的一系列工作。处置效率不仅得益于举报材料的清晰性和完整性，更得益于学校宣传网信部门的舆情预警、风险评估的专业处置以及与各职能部门间的高效协同。因此，日常的机制保障、模拟演练、人员培训至关重要。此外，人大在学校层面对师德失范行为的“顶格”处置，即开除党籍、撤销职称、取消导师资格、解除聘用关系，与首次回应的“零容忍”原则达成了态度、行为上的逻辑一致，较好地回应了利益相关方诉求，挽回了学校的声誉。
►多方协同：性骚扰不止于师德失范
多个类似案例的舆情实践证明，教师性骚扰不仅仅触及了教育的职业底线、公众的道德底线，更可能涉及社会的法治问题。师德规范治理的触角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学校层面。人大举报事件发酵后，主流媒体 中国新闻网便发表评论《斩断校园性骚扰黑手，需要有力的双红线》，指出需要纠正校园性骚扰不仅仅是师德问题的旧误区，更要明确道德和法律的双红线。学校仅是教育系统其中一级单位，而不具有上级行政系统和法律系统的监督职能，作为接受舆论监督的主体，高校应当主动构建教师性骚扰乱象的治理共同体，一方面防范过度揽责给有限权力主体带来舆情风险，另一方面也能符合网民或者引导网民形成对于类似事件处置、治理的体系化预期，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人大在两次回应中，在将学校层面的惩治拉升到了“顶格”水平的基础上，还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搭建了事件后续处置的社会桥梁，为类似事件的处置提供了规范性的样本。
►不足之处：建立健全校内预防监督机制
社交媒体舆论监督本是互联网赋权的表现，涉事高校对舆论的及时有效回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学校声誉和公信力，但仅以议题的传播热度作为对高校教师性骚扰现象采取行动、处置有效性的判断标准，而未建立健全高校内部的预防监督机制，使其发挥作用，则会对学校声誉和公信力产生次生舆情风险隐患。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发生正如一颗石子投入湖面，激起的涟漪则是暂时封存却并未消散的互联网记忆。本次举报事件发生时，网民整理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性骚扰事件合集”，对此前学校处置结果“不了了之”或对施害者惩治力度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形成次生舆情。人大仅是冰山一角，北京，江苏、四川等其他高校，都被谴责存在举报热度消退、处置结果不了了之的情况。而与此相对，在2018年的“沈阳事件”中，北京大学公布了20年前的处分决定并讨论了《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获得了积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