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多地出现暴雨极端天气，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因为“暴雨”“洪水”等灾难性事件显著的突发性、震撼性、负面性、破坏性和社会性等特点，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舆论场情绪“乱流”，迅速在网上形成声势浩大的网络舆情，给事件处置增添新的变数和不必要的被动。在灾难性事件线下妥善处理的基础上，如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舆情“必答题”，成为考验地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填空题
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发出主流权威声音
灾难新闻报道是新闻报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灾难性事件处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媒体时代，随着信息发布权下移泛化，灾难性事件的首发平台以及“第一落点”（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往往并非主流权威媒体，自媒体圈群传播通常能在第一时间引发舆论场高度关注和求证转发。诸多经验和教训均可印证，封锁灾难报道于事无补。
在灾难性事件信息真空期，舆论监督与地方保护主义、知情权与隐私权等力量的冲突，最终都会呈现为舆论场信息量激增、信息来源分布及呈现方式变异、网民情感倾向性过载、议题生命周期长尾等负面趋势。
灾难报道有着其内在的新闻规律，如何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发出主流权威声音？工作要点有四：
一是规避灾难性事件信息传播失序困境，坚持“一个口径对外，多个层次发布”，组织引导主流权威媒体平台，坚守媒体责任，努力做到准确、客观、全面；
二是依托数据和技术的多重支撑，改变原本固有的单向传播模式，让相关报道的客观真实变得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痕可溯；
三是严防自媒体“碎片化”传播给救灾工作制造障碍，并因此降低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四是在第一波传播中，按照灾难规模、损失情况、影响大小、初步原因（慎重定性）、处理措施，以及善后问责（如事故灾难），安抚灾难在舆论场带来的心理冲击，引导网民用理性的态度关注灾难后续事宜。
判断题
建立现场权威信息的汇集、管理机制
新媒体环境下，灾难性事件的传播容易呈现碎片化、臆想化、偏执化等特征，移动互联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在为受众拓宽报道渠道和内容的同时，也会给涉事个人带来情感伤害，甚至可能导致圈群矛盾和情绪对立。
可能造成灾难性事件传播失序的原因，主要存在于三个环节：
一是信息采集失范，在一些媒体和自媒体眼中，流量价值优先于新闻价值，尤其是灾难初期信息源紊乱，难免出现信息“踩踏”现象；
二是内容制作失真，网民兼具受者和传者的双重属性，加之传播方式由原来的单一模式变成如今的互动模式，一些自媒体在内容制作上“见猎心喜”，热衷于打信息发布“擦边球”；
三是分发推送失衡，如果缺乏把关人进行必要的人工筛查，仅凭机器和技术进行算法推送，将会加剧不实信息传播。
面对灾难性事件，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建立现场权威信息的汇集、管理机制，划定报道底线和红线，开展多主体共同引导工作：
1.建立完善有效的信息发布机制，做信息发布的“第一定义者”，获得网络舆情话语权；
2.建立处置部门与主流媒体沟通机制，提高权威信息到达率，掌握舆情主导权；
3.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舆情研判机制，应按照事发前、事发时、事发后三个方面来加强单一灾难性事件的把控能力；
4.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舆论引导联动机制，迅速消除公众对灾难性事件未知信息的不确定性，帮助其形成科学理性的判断；
5.建立健全分工负责、协调配合机制，发挥政府治理主体优势，更好地整合行政资源，尽快形成应急处置突发事件合力。
简答题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好新闻发布会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借助互联网平台同频共振，共同参与到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媒体在事件报道上所包含的倾向性，会极大地影响和干预社会舆论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导舆情态势的关键因素。一旦媒体关于灾难的报道失实，很快会被网民转发、质疑、批评，从而引发社会混乱和舆论危机。
目前相关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阶段性信息发布失衡、数据挖掘不深入、后续动态呈现不足、议题引导功能模糊、缓释舆论情绪优势发挥不明显、权威性及影响力亟待提高等。
灾难性事件因其自身特点具有较高的新闻报道价值，在各类灾难性事件中，各级各地通过新闻发布会优化传播效果，可以发挥正面效应。其工作重点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全面关注事件，调整报道重点，确定新闻发布会的主题以及想要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什么；
其次，新闻发布会应以人文关怀和救助生命为基本原则，注重用语策略，提高风险沟通意识；
再次，引入多媒体策略，联动多角度报道，梳理信息，查漏补缺，形成多方信息互补矩阵，优化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议程；
最后，关口前移强调灾难报道伦理规范，规避传播主体意识模糊、媒体竞争恶化、信息异化带来的冲击。
辨析题
谨防“灾难美学”给舆论场带来情感障碍
灾难性事件不仅直接对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而且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巨大创伤。互联网裂变式的信息传播特点，使灾难信息能够短时间内扩散到整个网络空间，政府职能部门、媒体、意见领袖等行为主体的相关言行会极大影响网民心理，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
在舆情实践中，社会管理者经常会遭遇两种矛盾的信息诉求：一方面，“遇难者家属”等事件关联人对事件信息的渴求，他们依托社交媒体抱团取暖、互通有无，寻求安慰和救助，不乏质疑救援、呼吁问责等情绪化发声；另一方面，在新语境下，如果新闻媒体对“真”与“善”的尺度把握失当，报道很容易异化为“灾难美学”，给灾难亲历者及家属带来“二次伤害”等情感障碍。
灾难性事件舆情异常演化时，往往会给网络生态带来较大风险,科学应对迫在眉睫。
具体可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工作：
1.各级社会管理者应了解和掌握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和特点，用及时、准确、客观的新闻报道凸显政府职能部门在应急处置突发事件中的担当和作为，推动相关报道在事件处置中发挥其应有的助力作用；
2.重视特定群体（灾难亲历者、受难者家属及关系人）合理信息诉求及情感需求，让受众看到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况，以彰显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
3.研究受众话语特征、心理特征及心路历程，搭建灾难性事件网民心理的态势感知模型，并根据模型针对相应行为主体提出舆情引导策略；
4.媒体平台应增强传播主体的角色意识，分析产生灾难报道“二次伤害”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避免灾难报道“二次伤害”的对策；
5.坚持以人为本，把握灾难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特征和传播规律，根据不同阶段的网民心理需求设置议题，共同营造“水火无情人有情”的救治氛围。
目前，我国突发事件正在朝着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方向发展，从事后调查处理向事前预防、源头治理转变，从行政手段为主向依法治理转变，从单一安全监管向综合治理转变，但在舆情应对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导致相关工作陷入被动。
故此，各级社会管理者在完成信息发布、管控机制、传播矩阵，以及群体心理等“必答题”的同时，还应认真总结、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做好灾难性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长效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等“附加题”，唯此才能真正掌握灾难性事件舆情处置工作的超前性、积极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