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置实际舆论风波中，我一直对动辄“线下找人”“上门沟通”这样的工作方式持保留观点。虽然一部分当事人会顾及方方面面原因，选择妥协撤稿；如果碰上一些“法律意识比较强”、“头比较铁”的涉事人，将相关部门“找上门”的相关细节环节以录音录像、媒体爆料等方式公之于众，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工作被动”，最终适得其反。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这两天，清华毕业生实名举报一局长的舆情全网蔓延，持续高热运行。在这种舆论已经呈现聚焦关注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线下找人、上门谈话等方式来化解负面舆论危机的工作举措存在较为明显的高风险性。一方面是受领导身份标签影响，反向加剧人们对相关部门诸如“不想着解决问题，却总想着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对抗性猜想，大量增加后续处置实际难度；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渴望获取更加全面、更加细致官方信息的围观舆论而言，强烈的公平感正义感会让他们产生“一旦涉事人受到压力而被迫妥协，社会正义将不再伸张”的关联猜想。在这些深层次心理因素的持续作用影响下，导致事件讨论、舆论氛围充满对抗性，不利于后续事件情况通报的权威性人设塑造。
在处置涉官涉贪的敏感舆情事件时，要充分顾及围观舆论的潜意识心理，在作出任何实质性工作措施时，要慎之又慎，完全可以按照“以网对网”的处置思维加以回应和引导，在及时回应中体现涉事部门重视舆情的积极姿态，在公正公开的柔性对话中去赢得围观舆论的好感和认同，这才是正道良方。
当然，这里面离不开当前一些决策者对舆情仍存在普遍性“舆情洁癖”错误思维，这些错误处置工作为个别缺乏基本舆商思维的领导干部任性拍板而定。当前已经被爆出来的上门领导很可能也是被动落实工作指令，如果决策者的这种逆互联网舆论客观规律的错误思维不能得到根本性改变，这样的舆论风波还会不断出现，这起事件的复盘总结值得提交给本地领导参阅。
在当前互联网舆论形势下，我始终倡导圈内读者要尽可能地给本部门本系统的决策领导灌输“以网对网”开展舆情处置的底层逻辑。一方面，抖音、快手、小红书、知乎等新兴社交平台持续兴起的背景下，舆情信息的传播已经变得越来越隐匿化，并且难以通过强势的行政管控手段加以根本性清除，“堵”不如“疏”是互联网舆论时代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舆情不是敌情，每一个网民真正在意的并不是“是不是发生了舆情”，而是“发生舆情之后的处置姿态”，这些我们完全可以从不久前人大成功处置负面舆论的网上反馈中得到印证。只要涉事部门在正确处置舆情、引导舆情的过程中，让人们感受到了不回避问题、努力解决问题的担当姿态，即便的确存在问题，也能在知错能改的信号释放中去赢得信任。
一些领导之所以害怕舆论，甚至患上舆情“洁癖”症，其实并不是因为舆论很可怕，而是因为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性，在遇到舆论风波时，总是本能地选择后退，往往寄希望于通过线下找人、协调管控等“堵”的手段一删了之。
这样的局面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否则只会越来越被动。（文/墩墩舆情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