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在疫情期间的报道流程、议题选择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媒体的应急报道程序提供了经验。舆论场对媒体报道的反响也为同类事件的舆情引导策略提供了思路。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滞后会导致民众的焦虑。此时应通过权威、真实、可读性强的新闻报道，提供疫情防控信息增量，遏制谣言散播，安抚公众恐慌焦虑情绪，对公众进行价值传递，鼓舞抗疫信心。公开透明的新闻真相有助于缓解焦虑，引导舆情正向发展。
1.双向结合，统合信源时效性与媒体权威性
信息来源不仅有前线记者，还有作为个体的民众。互联网时代激活了个人操控社会传播资源的能力、湮没的信息需求与偏好以及各类微资源（闲置的时间、知识、经验等）。这种激活带来的结果就是媒介生态被重构，个体话语表达和内容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个体参与公众话语表达的方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更加积极主动进行个体观点意见表达，这种表达大多是零散的，本质上仍然是新闻消费者；另一种则是与新闻生产者相融，成为新闻生产主体之一，打破了单项传播时代新闻生产的边界。
在疫情报道过程中，记者的角色不再仅仅是观察者。一线记者具有居留者与记者双重身份，报道中呈现参与者与观察者的双重视角。由于受过专业的新闻培训，在选题、视角方面以重要性、时效性为先。
原本的新闻消费者成为提供一手资料、自我表达的新闻生产者，提供的信息往往在时效性上占有优势。而专业记者的新闻嗅觉则更加灵敏，新闻操作更加标准化。培养民众的新闻素养，将记者的专业性与用户信源的时效性相结合，或许会产出更加优质、受到用户喜爱的新闻作品。
2.应对恐慌，利用辟谣平台有效阻断谣言
目前的应急报道程序，基本涵盖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应对民众告知的信息与议题。但是，随着谣言传播成本的降低，疫情期间的谣言既不利于防控工作的开展，也不利于民众抗击疫情的情绪调动与舆论走向。辟谣平台的建立与及时更新为社交媒体时代阻断谣言提供了思路。
疫情前期，人们用更多的时间从社交媒体上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由于信息井喷式增长，真伪难辨，一时间许多谣言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公众信息过载、焦虑情绪上升。媒体邀请专家辟谣、社交媒体平台对谣言进行标注都对遏制谣言、平息焦虑起到了积极作用。
媒体的事实核查技术与医学专家的权威判断有助于辟谣平台的建设。谣言的传播会引起公众恐慌与焦虑，滋生社会不安定因素。媒体行业本就要求查证新闻事实、核实新闻来源、评估新闻可信度。这与辟谣机制不谋而合。在遏制谣言的过程中，一方面，媒体要保证报道事实核查流程规范化，确保新闻报道事实与辟谣事实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媒体的新闻事实核查机制以及医学专家的专业判断，有依据地公布查证结果、查证要点，进行辟谣。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堵不如疏，应向社会公示查证过程与查证理由。
3.平息焦虑，打造公开透明的报道集群
公众印象最深刻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中央媒体，最关注的是疫情发展的实时情况、各级政府抗疫防疫的决策部署以及疫情相关的科研进展，疫情知识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权威信息的及时披露有助于缓解公众焦虑，回应公众关切，同时也增强了媒体的公信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引发诸多不良反应，也会导致社会公众自身安全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影响社会稳定。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全面、及时、客观、准确的信息公开可以尽快稳定人心，保证社会正常秩序，同时也能够整合社会资源，减少负面影响，避免谣言传播。
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应做到权威信息及时发布，疫情发展状况与国家卫健委数据库全时态、全渠道链接。确保报道时效性，公信力与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
同时也要注意，理性的议程设置需要遵循两个层次的要求，一方面要将受众关心的议题体现在报道当中；另一方面，要掌握引导舆论的主动权，通过议程设置，将舆论向更健康的发展方向引导。
发挥媒体的信息发布功能与舆论监督作用，对真相进行发掘仍是媒体的第一要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媒体更应该坚守责任，为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在报道方式上以增强公众体验为要，不断尝试提升文本的可读性，但也要时刻牢记守住底线，不可过度媚俗。